2026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商事调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专门规范商事调解活动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笔者将从商事律师实务视角出发，结合《条例》核心条款及官方解读，解析其在商事调解组织定位、调解员资质、程序规范、多元衔接及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探讨《条例》实施对商事争议解决生态的重塑影响，并提出商事律师在业务布局、角色定位、服务升级等方面的应对策略，为律师参与商事调解实践提供参考。

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信息披露作为市场“生命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2025年，证券虚假陈述治理呈现出监管惩戒加码、司法规则细化、责任体系完善的多重特征：亿元级罚单频现，全链条追责覆盖至配合造假的第三方，彰显了“违法必严惩”的监管决心；代表人诉讼从典型案例走向常态化适用，尤其江苏、辽宁等地标志性案件落地，构建起中小投资者低成本维权的高效路径；司法实践中，多个核心议题实现突破性进展——金融法院以专业化审理机制破解复杂纠纷，循环追责形成“投资者获赔—责任方追责—造假者终责”的闭环，中介机构责任认定日趋转向“过错与责任匹配”的精细化裁判，保荐代表人个人担责、董监高因违反增持承诺担责、配合造假第三方担责等实践，进一步压实了各方主体责任，债券虚假陈述损失核算引入专业评估模型实现科学化厘定，域外管辖效力标准的明确则为投资者跨境索赔提供了依据。

2025年12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报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情况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要求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于每年1月底前报送上一年度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情况。《公告》表面上看是一次“报送提示”，实质上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从“原则要求”进一步推向“监管核验”：一方面，通过“每年审计、按期报送”的方式，把企业内部的合规自查固定为年度动作；另一方面，通过统一的线上报送渠道与材料结构，将审计结论转化为可被留存、可被抽查、可被交叉验证的合规陈述。

稳定币作为一种锚定法定货币价值的加密货币，凭借其价格稳定、跨境便捷、交易成本低等优势，在跨境支付等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2025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明确指出，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目前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被用于洗钱、集资诈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故严禁在内地使用。

在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EPs）所引发的纠纷已日益从个别企业间的微观商业争议，演变为关涉全球司法管辖权分配、产业政策与国际规则塑造的宏观议题。欧盟诉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WTO争端案，正是各方围绕SEP纠纷中禁诉令运用边界及其域外影响展开博弈的典型案例。

对赌回购协议，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通常是目标公司在期限内未能达成业绩指标或上市目标等条件时，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或承担金钱补偿义务。

2025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新闻稿，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以下简称为“26FY NDAA”），26FY NDAA相关条款正式生效。

建设工程质量纠纷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责任的界定与分配。本文基于工程质量因果关系认定的法律规定进行论述，结合多个裁判案例进行剖析，详细阐述在多因一果情形下责任划分的难点，具体包括：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的区分以及对责任的影响、鉴定意见审查的难点、五方责任主体框架下的责任划分比例。基于以上研究，从实操角度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为建设工程质量纠纷中精准认定因果关系和妥善处理纠纷，为建设工程的法务管理和风险防范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指引。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纠纷发生时，首要问题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先明确把争议放进民事还是行政的“球门”，这直接决定后续程序走向和权益保障效果。PPP合同属性的明确不仅关乎单个项目的纠纷解决，更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只有让政府和社会资本方都清晰了解纠纷解决的游戏规则，才能降低合作风险、稳定投资预期，推动PPP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价值。

我国药品市场面临强监管与反垄断的双重约束，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6条[1]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35条[2]等条款明确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药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有效和质量负责，确保药品可追溯与用药安全；另一方面，反垄断规则又对药品的渠道管理、价格管理等行为提出了严格的合规要求。实践中，持有药品上市许可的药品生产企业为管控渠道或价格所采取的刚性措施，常因其限制性过强而与反垄断规定产生冲突。

随着家庭结构日益多元、财富形式愈发复杂，公证早已不再囿于“公信证明”的传统认知范畴，深度渗透到婚姻家事调解、财富有序传承、养老托付规划等家事需求的各个方面。据2025年8月20日发布的《北京市公证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仅北京市公证机构便已办理公证事项1400万余件。

2025年起，各地税务部门在CRS交换信息基础上，较大规模启动未申报的境外收入核查，不少人士因持有港股、美股收益被税务机关通知缴税，多地发布了个人取得境外收入未依法申报个税的查处案例。其实，中国税务居民应就境外收入申报纳税的依据是中国税法，而非CRS创设新的纳税义务，CRS是2014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跨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实质上是跨境信息收集与交换机制，目的是国际合作打击跨境逃税。

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是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允许企业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内加工增值超过30%（含）的货物，内销时可免征进口关税，但仍需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该政策自2021年开始在洋浦港保税区试点已实施四年，根据海口海关2025年11月2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海南省加工增值内销货值约110.96亿元，已免征关税约8.6亿元。

实验室应当通过制度明确对外沟通的流程和边界，禁止员工作出任何形式的诊断、判断或治疗方案建议。一旦遇到涉及临床决策、报告可能被误读或情绪激烈的客户时，则应当转交更有经验的指定负责人处理。

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在处理年底事务，特别是涉及股权激励这一核心议题时，对于商业目标的达成与法律合规的边界认定长期存在复杂性与多维性，究其原因，主要是现阶段企业在“年终复盘”与“来年布局”的双重需求下，对顶层战略规划的法律规制体系仍存在一定认知不足，如何在激励机制中保护股东权利，在激发人才活力和控制权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如何统筹兼顾税务筹划与合规风险，是法律实务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海南自由贸易港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我国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封关”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的核心节点，目的在于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制度创新，来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人员进出、运输往来自由便利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本文结合最新政策文件，重点解读封关运作现阶段的核心规则与实践要点，为市场主体提供法律合规指引。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的安全，是保障人工智能稳定运行和网络数据安全的核心所在。基础设施中产品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权益、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一旦产品出现安全漏洞，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侵犯用户隐私；可能致使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更可能威胁到国家秘密安全，对国家主权与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且全球产业链的复杂性加剧了安全风险，使得保障产品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人类文明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起步，经由近代工业革命推动制造业的蓬勃兴起，再到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方兴未艾。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近年来突出强调制造业的回归，显示国民经济中作为支柱产业的制造业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更承载了现代文明尤其珍视的大量技术类稳定就业岗位。从国内来看，2025年前11个月，制造业在我国税收收入占比稳定在30%，从财政层面印证了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简称“银监法”或“现行法”）是金融行业使用频率最高的法律，尤其在行政处罚时，这是最核心的法律依据。根据法询智库的统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监会/银保监会，简称“金融监管总局”）成立22年以来，总计47000例处罚案例，其中引用了银监法作为处罚依据的高达39100例，占比高达83%。

在劳动维权实务中，劳动者为实现补缴社会保险、追索工伤待遇、确认连续工龄等核心诉求，往往会单独就“与用人单位在特定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因而导致一个看似矛盾的司法现象愈发突出：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认可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劳动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仍然驳回了劳动者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