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加两国在高层经贸磋商基础上形成中加之间关于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初步原则性协议。根据协议，加方拟调整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措施，拟为中国电动汽车设立每年4.9万辆的初始国别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部署，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划定了核心方向。“十五五”时期作为我国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突破，更强调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向现实生产力高效转化，而这一过程的顺畅推进，始终绕不开权属界定与激励机制两大关键问题。

本文系对作者在“‘夯实法治根基 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大成工程与基础设施2025年度论坛”上主题演讲内容的梳理与提炼。该论坛于2025年12月23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成功举办，作为“2025（第十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法律界及企业界的150余位代表，围绕城市转型关键期的政策导向、投资重点与法治保障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979年至1987年，我国法律服务机构统称“法律顾问处”，后逐步更名为“律师事务所”，且均为国办性质。1988年，司法部发布《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深圳诞生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1993年，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走向多元。至2007年《律师法》修订，合伙、个人与国家出资三种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正式确立。如今，国办所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律师事务所多以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与个人所形式存在。

刑事传唤，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未被界定为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司法实践中，传唤却常被扭曲为一种事实上的强制到案手段，演变为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之外的“第六种强制措施”。这种异化不仅侵蚀程序正义，更直接冲击自首认定、非法证据排除等核心制度。例如，在有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确系经传唤后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本应构成“自动投案”情形，却因办案机关将其视为“被动到案”而未能认定自首，客观上限制了自首制度的适用范围与激励效果。

ICC第19459MHM号案件（以下简称“本案”）是两家塞浦路斯公司Juvel Ltd.和Bithell Holdings Ltd.（作为申请人）和投资东道国波兰（作为被申请人）之间的一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不同于国际商事纠纷，国际投资争议是指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由于国际投资活动所引发的争议。外国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主要依据是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条约，包括多边条约、双边条约[1]。本案中，申请人通过收购一家波兰电信公司（Sferia）的股份，投资于波兰电信市场。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作为我国诉讼制度中一项特殊的救济与纠错机制，其制度内核始终贯穿着“依法纠错”与“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本文旨在结合近年司法实践数据，剖析再审程序的运行逻辑、案件审查思维，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在终局性价值优位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程序约束实现有限而有效的纠错。

对于习惯了内地保险规则的客户而言，填写投保书似乎是一件简单机械的工作——投保问卷问什么就答什么。这种“被动式告知”的披露习惯，符合内地《保险法》第16条确立的“询问告知规则”，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可能埋下巨大的理赔隐患。

2026年1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2025年，资本市场“严监管”态势持续加强，上市公司监管体系从“立柱架梁”迈向“系统深化”，“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化追责机制全面延伸覆盖。全景观察立足上市公司视角，系统梳理全年监管机制变化、六大核心证券风险类型，剖析典型案例并给出针对性合规建议。相较于往年，本次观察新增“常见问题解答”“案例合规参考价值”两大核心模块，以实操性问答厘清合规边界，以个案价值提炼行业借鉴，让风险分析更具指导性与实操性，为上市公司精准识别、有效防范证券风险提供全面指引。

通过虚构贸易背景从而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通常具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单证造假，涉案人员会伪造包括合同、发票、提单在内的全套贸易单证；其次是资金快进快出，资金在境内外关联账户间快速划转，没有真实的贸易周转期；最后是虚构货值，低价高卖，以远高于货物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境外转账，从而达到资金非法出境的目的。

债务重组衍生诉讼作为破产程序与实体权利争议交织的核心领域，在2025年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纵深推进、债务风险化解需求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此类诉讼呈现“案件体量激增、争议焦点聚合、机制创新迭出”的鲜明态势。从司法实践来看，债务重组衍生诉讼已成为盘活破产资产，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方利益的核心抓手，其审理结果及效率直接关系到破产制度“拯救危困企业”与“出清僵尸主体”双重功能的实现。

2024年全国离结比高达42.9%，2025年前三季度虽回落至40.3%，但离婚登记仍超200万对。[1]离婚率的飙升，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观念变更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离婚纠纷的审理过程中折射的实体处理思路的变化及法律程序的革新成为家事审判的风向标。

在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中，民用航空业（以下简称“民航业”）不仅是连接全球经济的关键纽带，更是衡量国民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作为资本与技术高度密集的基础性产业，民航业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杠杆带动效应。据测算，2023年我国民航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6%，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提升至3%[1]。鉴于其战略地位突出、市场准入门槛极高且产业集中度关联紧密，民航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始终是反垄断监管关注的重要领域。

改革开放至今已近五十年，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大量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而公司已无实际经营。与此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法律风险也随着法律自媒体科普被社会大众所熟知，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关于对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高措施的规定及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新《公司法》”），进一步强化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因此曾经主动（挂名型、变动型）或被动（冒名型、离职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老板们”，日渐产生辞任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的现实需求。本文旨在从实务角度直接分析当下涤除法定代表人的各种路径及障碍，以供探讨。

在供应链金融蓬勃发展的浪潮中，保理业务因其能够盘活中小企业应收账款、拓宽融资渠道而备受青睐。然而，实践中部分机构为规避监管、追求高息或简化流程，出现了大量“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交易。此类交易不仅模糊了金融业务的边界，更在纠纷发生后，因法律关系认定的摇摆，对债权人（名义上的保理商）、债务人（名义上的应收账款债权人）以及提供担保的第三方产生了复杂的法律后果。本文旨在梳理司法实践中对此类合同的认定路径，并重点探讨在主合同（保理/借款合同）效力认定存在争议或被认定为无效时，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之效力问题。

增值税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其立法进程在我国税收法治化历程中尤为重要，这一税种并非源于历史的“自然税”，而是现代“人工税”设计的经典产物。增值税理论构建初现于20世纪初的德国，并于1954年在法国首次成功实践，核心创新在于“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的链条机制，仅对每一环节的“增值额”课税，从而有效消除了传统流转税重复征税的积弊，具备了税收中性、征管高效和收入稳定的制度优势。

外汇管理是我国维护经济稳定、保护外汇储备、促进产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手段。在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和跨境资产配置的现实需求推动下，外汇问题已从“金融后台”走到“社会前台”，引发国家机关、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司法机关近年来公布的一系列非法买卖外汇与非法经营罪的典型案例表明，外汇违规行为正与数字货币交易、稳定币、高现金价值保单等金融载体相交织，呈现出更为复杂隐蔽的新样态。

“错误出生”诉讼源于一种特殊的侵权之诉，这类纠纷在中国通常是患儿的父母作为原告，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作为案由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随着哈萨克斯坦加速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风电项目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重点领域。近年来，受益于拍卖机制的完善、PPA政策的相对稳定以及外资准入环境的持续改善，哈萨克斯坦风电资产的投资价值不断提升，股权收购交易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哈萨克斯坦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持续增长，项目布局涵盖风电、光伏及储能等多个板块，已成为当地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依托“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策协同与产能合作机制，中国企业在项目开发、EPC建设、设备供应和运营管理方面形成了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2025年12月2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10号”），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共六章三十五条，涵盖总则、一般规定、全生命周期披露要求、义务人管理、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及附则，明确了立法依据、适用范围、披露原则及各方权责。其中，第三章细化了产品募集、定期、临时及终止四个阶段的披露要求，对产品说明书、业绩比较基准、净值披露等核心事项的内容与时限作出具体规定；